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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英诉王丽云学术论文剽窃案

2017-12-22 09:16:16 来源: 本站

[裁判要旨]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史学论著中对史料文献的引用独具学术价值,若作者再在引文的选择、编排、删略、转译、解读、归纳、评述及串联表达方面附加显见的个性化元素,应认定具备独创性,受著作权保护。照搬他人独创性引文不属于合理使用公共领域信息的行为,应属学术不端,且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对业已无法消除侵权内容再以合法形态存在的作品,应当判决禁令,以杜绝继续向社会传播不实的文化信息。

[案情]
原告周立英,云南大学教师。
被告王丽云,云南红河学院教师
原告起诉称:原告于2004年4月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晚清留日学生与云南近代化》的撰写。2014年,原告发现被告王丽云在其著作《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一书中,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引用原告《晚清留日学生与云南近代化》论文中的内容,并且抄袭原告论文。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停止侵犯原告的著作权;2、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50000元;3、被告赔偿原告为维护权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5072元;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答辩称:1、被告并未实施侵权行为。被告的著作《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属于历史学术作品,历史事实无法创造,必须借鉴引用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才能完成。因此,被告在写作过程中合理借鉴和引用了包括原告作品在内的各种论著和史料,并且均以页下注的方式指明了作者姓名与作品名称,不构成侵权;2、原告的论文《晚清留日学生与云南近代化》是被告学生从云南大学图书馆复印而来,论文封面上的密级为公开,因此被告获得该论文的途径是合法的,使用原告论文中的历史数据和信息时已经指明了著作人的姓名和作品名称,属于合理正常的学术借鉴,无需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不存在擅自使用的情形;3、被告从2006年发表第一篇有关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的论文开始,就从未中断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的基础上完成了被控侵权作品的创作。被告的创作不可能是抄袭他人作品而成,但它肯定也必须借鉴引用大量的史料、信息和前人研究成果才能完成;4、与原告论文相比,被告的作品有创新之处,研究时间拓展、研究对象扩大;5、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费用没有事实依据。
[审判]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主张,结合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一、原告主张被告擅自使用其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构成侵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若原告的主张成立,被告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对本案争议的问题,本院作如下裁判:
一、《著作权法》对学术研究行为具有规范力。
本案中,原、被告就各自完成的学术作品之间是否形成侵权关系发生争议。在文化和科研教育领域,由学术研究所引发的纠纷逐渐增多,影响不仅波及本领域,动辄为社会舆论所关注。学术研究是从累代所积累的经验、知识中认识、揭示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智力活动,它展示并承载着科学与文明的进步,是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创造的重要源泉。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未知、开发民智、传承文化、创造文明。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在于提供有用的智力成果,但学术研究有更为深层的社会精神价值——树立品格。社会的品格是社会共同体精神追求和道德观念的统一样态,而学术研究对自由、独立、科学的追求及其内涵的诚实、关怀、公序良俗的观念与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努力塑造的价值体系相契合,加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和机构是社会文化精英的代表,理当具有高尚的品格。有鉴于此,学术研究的品格价值目下尤为重要,社会公众对其怀有很高的期待和信赖,要求研究者坚守学术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观念,为社会共同价值观和行为秩序的形成给予上位性的引领和维护。因此,本院认为,学术研究之争狭义看是当事人之间的私益之争,深入看牵涉学术共同体内部管理问题,若放宽视野看,它会以由内及外、由私及公的漫射轨迹扩散,潜在但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共同体价值观的形塑,所以这类纠纷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最终处理往往成为公共话题,甚受关注。
欲使学术研究的的实用价值和品格价值目标得以实现,必须遵循的根本规律是——独立研究。首先,只有独立研究才能揭开未知的知识世界,才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成果,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相反,如果没有独立研究,只能是对既有的模仿或重复,或是产出一些不切实际、无实用价值的结果,对社会进步没有促进意义。其次,独立研究必然秉承学术的精神追求及道德观念,以独立的思想来关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以尊重的态度来吸取前人的成果,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研究,以诚实的自律来完成自己的成果。独立研究是使社会公众对于学术品格的期待和信赖成为现实的唯一途径,由此产生的心灵确定和依靠延伸形成对社会诸事物普遍积极的认识心理;相反,若不将独立研究视为终极的精神和道德追求,研究者就会过度专注于一己私利,失去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责任心,诱使其剽窃前人的成果或以敷衍的方式来应付研究,堆砌出价值负面的“研究成果”。当居于社会文化精英层的学术研究者不能信奉独立研究,凡以利益考量对待学术时,不但会直接颠覆社会公众对学术品格朴素的期待和信赖心理,而且更为严重地是,会造成对整体社会价值评判和取向的迷茫甚至错构,促使消极功利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横流于世。
因此,本院认为,独立研究既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又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是学术研究产生出积极有益的实用价值和品格价值的根本保障。独立研究以研究者独立的思想观点为内涵,以独立展开研究活动,独立完成学术成果的创造或创作为外部表征。
如何开展独立的学术研究关涉社会公共利益和需求,同时关涉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与成员间的利益平衡,故而需要制定健全有效的规范来维护。学术规范可分为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的自律性规范与代表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外部机构制定的他律性规范。自律性规范包括不具强制力的行为道德规范和内部奖惩规范,效力源于学术共同体的观念共识,它从习惯法则上管理和规范者学术研究活动,是学术规范的基础,对于学术研究的组织、研究的评价、成果的归属、衍生效益的获得、研究失范的处理具有管控力。但是自律性规范存在系统化欠缺和强制力不足的弱点,这减弱了它应对处理学术研究争议的效果,而且它仅以维护学术共同体内部秩序为导向,对来自社会公众的外部质疑和评价回应乏力。因此,学术规范中必须存在由国家强制力保障,且规则明确、系统的他律性规范,对自律性规范力所不及的地方给予加强和弥补,而成文法律正是他律性规范的集成。按行为分解,学术研究包括发现、创造科学文化知识的行为和传播科学文化成果的行为,属于智力性的民事活动,从主体看,学术研究者为自然人和拟制人(研究机构),属于民事主体,因而法律部门中规范民事主体智力活动和智力成果归属的权利、义务规则当然是规制学术研究行为、处理相关争议的可援引的规范。相对于规定过于原则的《民法通则》、仅限于技术成果产权化的《专利法》和专注于商业竞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著作权法》与学术规范更为贴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宗旨为: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它在规范对象、规范行为、规范功能和规范价值方面,与学术研究形成对应契合的关系。
《著作权法》规范的对象是人类智力活动产物中的特殊类别,即在文学、艺术实践和科学探索中形成的作品。学术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多能形成科学作品。
《著作权法》规范的是在文学、艺术实践和科学探索中进行独立的个性化创作行为。学术研究遵循独立的规律,故研究行为中亦当表现出研究者自己的个性化特征,而撰写学术论著则是一种创作行为。
《著作权法》以鼓励独立创作为手段,目的是为社会提供符合实用需求的作品,进而推动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与繁荣,故满足社会实用需求是著作权立法的主要功能。学术研究的功能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未知世界的知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基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条件,故满足社会实用需求亦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功能。
《著作权法》明显发出提倡和保障独立创作的价值导向,其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以及对独创性作品的精神权益、物质权益给以严格的保护,对使用他人作品行为的限制及法律制裁等制度规则无一不体现了这样的追求。同时《著作权法》还强调了创作须有助于塑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品格价值要求。学术研究肩负着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责任,其为社会树立品格的价值不亚于为社会提供实用性科研成果的价值,甚至更为重要,所以独立研究是学术的基本品质,与《著作权法》所蕴含和追求的价值完全一致。
因此,《著作权法》应当在其制度之内,应对处理学术研究争议。《著作权法》是通过授予独创性表达以具有排他力的民事权利来实现对独立创作的保护,因此,并非所有的学术研究行为和学术成果均能在著作权法制度逻辑和规范效力体系内得到规治。欲将陷于冲突关系中的学术行为及相应学术成果放到著作权体系下进行法律关系属性裁判,必须基于对科学探索过程和结论进行独创性表述,并形成可为物质载体固定的作品。
二、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
本案中,原告选定“云南晚清留日学生与云南近代化”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成果编撰形成论文,其行为显现出欲以独立的研究形成独创表达的客观表征和意图,其最终完成的论文系根据主题立意,独立查阅、搜集与主题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前人研究集成的文献,选取其中能够支持自己观点见解的史料文献内容,加上自己个性化表达所形成的一部论文作品,应当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被告的作品完成时间晚于原告,其主题为“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其研究的目标人群包含了晚清留日学生,并且是其中较为主要的人群,所以其主题与原告研究的主题有所重合。被告作品以著作方式呈现,其章节安排、章节标题与原告作品不同,两者的篇幅亦有差异,故从作品整体来看,两者的表达并不完全相同,也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但是原告主张被告作品中涉嫌侵权使用的对象并非其整部作品,而是作品中的局部内容。作品中的局部内容能否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是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从著作权法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看,其是将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而形成权利、义务规则体系的,第十条列举的因作品而享有的积极的专有权利,行使专有权利是以作品整体为依托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著作权法仅限于保护作品整体。其一,一部总体作品中可能包含很多独立的分作品,比如电影作品中的主题曲、剧本,以及汇编文集中各篇独立文章等,著作权法当然得保护这些独立作品。其二,著作权法第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规定了一系列的消极权利,消极权利是维护作品专有权的完满性而设置的,它体现了专有权的消极排他力的一面,但消极权利的权能呈扩张的趋势,有时甚至超出了与专有权的对应性,比如冒用他人名义制作作品的行为(见《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八)项规定)。而且消极排他权在对应专有权的范畴下也有所扩大,比如在复制权下,司法实践中提供作品中有独创性的局部内容以消极的排他力,即排斥和禁止他人不法复制这些内容,以实现对作品整体更加完满的保护。故著作权消极权能的扩大兼具法理上的自洽性和法律实施目的、效果上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假设不对作品中局部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提供排他保护,将导致创作的核心内容和有价值的内容被他人轻易占用,使于社会无益的拼接式“创作”行为泛滥。
因此,本院认为,虽然《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已将著作权的客体确定为作品,但这并没有对如何保护作品的著作权给出明晰的解释,根据前述分析,需要树立的法律适用理念是:保护作品著作权的方式是对其中的独创性表达给予排他性保护,而独创性表达的标的可以是作品的整体,也可以是作品的局部内容。
三、剽窃侵权行为的含义与构成要件。
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剽窃系一种特殊的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是指将他人的独创性表达作为自己的作品(以完整作品或作品的局部内容两种方式)来使用,造成对他人创作私益的侵害之同时,亦对社会提供了错误的创作信息,博得本不应有的社会评价和实际利益。本院认为,法律对剽窃行为的否定兼具保障著作权人私益和公示真实创作信息,引导社会资源公平配置的公共目的,这不但明示了对作品相对人的行为限制,同时也暗含了对著作权人的行为限制,暨不得以积极(剽窃)或消极(让渡)方式给社会提供虚假的创作者身份信息。
本案中,经查被告作品撰写完成时间晚于原告,且被告认可其撰写作品时参考了原告作品,并在注释中予以指明。因此,若原告能够证明其作品局部内容的表达满足著作权法规定的独创性标准,能够获得著作权法的消极排他保护,被告擅自在其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这些独创性表达,并且以自己名义发表,满足这些法律要件,被告将构成对其著作权的剽窃式侵害。
四、独创性标准的确定。
《著作权法》并未就作品的独创性设定明确的判断标准,这就得授权给法院在个案审理中进行裁量,然而裁量并非自由随意,必须根据独立创作的行为规律及一般表征作为依据。独立创作发端于创作者独立的思想,期间的素材准备亦独立完成,最后运用自己习惯的词汇语言独立完成作品。在创作过程和结果中均能显现作者的个性化元素,因此,独创的法律含义就是具有个性化的创作行为,独创性的判定标准就是看作品表达中是否呈现出与同等创作人(实际的或者拟制的)有区别的、专属于特定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学术研究虽然在行为自由度上与文学、艺术实践不同,要遵循基本的科学思维和方法,但由于自然人的个性天然具有差异性,但凡独立之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入研究者的个性化元素,在创作学术论著时更能让其中的个性化特征得以表现出来。
本案中,产生侵权争议的论著属于学术作品,具体而言是社会科学作品中的史学研究作品,评判原告作品部分内容的表达是否满足独创性标准则须从史学研究的规律谈起,方能识别出因独立研究所形成的研究者的个性化表达具有的特征。史学研究是以过去形成的事实资料为研究对象,认识和揭示过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活动,虽然是对过去事实的研究,研究对象亦为过去已经形成并呈现于世的历史事实资料,但同样应当遵循独立研究这一基本的学术研究准则。对于特定历史事件、事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应显现出研究者独立的思想观点,对历史资料的查阅、研究、选取亦当显现出研究者独有的注意力和有意的理解与取舍,最终撰写学术论著时所选用的历史资料及表达出的学术观点、见解无一不显现出独立于其他研究者的个性化特征。因此独立完成之史学论著,其主题、思想观点和见解通常会有所不同。就某些公共性的或者普遍被关注的主题,会引起不同研究者同时研究,若已知的史实基本统一,加之意识形态和理解相似,不同研究者的思想观点和见解会有所雷同。但即便如此,就不可再现的历史事实,浩如烟海且内容常相左的史料文献,在个人的学术能力有差别,研究投入程度不同,掌握和接触史料的便利度不同,行文表达和语言词汇的运用能力与习惯、偏好不同的客观条件下,加之相较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论著的表达本省有相当的自由度,那么就相同之主题、雷同之思想观点和见解所作出的事实性和论述性表达则是不可能相同的,连实质性相似也不符合常理。故而,有论者称史学实际上是史学家自己描述的历史,这一观点道出了独立与个性贯穿于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因此独立创作的学术成果中必然充满了个性化的表达。
由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资料,研究目的是揭示客观发生过的历史事实,那么似乎在历史资料的选用上和历史事实的描述上难有个性化可言,因为研究者不能自己编篡历史。由此,有论者认为史料因从公开途径而来,并非研究者自己的创作,没有独创性可言,在历史学术论著中就史料的引用当然不能授予研究者(引用者)著作权,研究者只能在史料引用和史实陈述之外方能有自己个性化表达的空间。本案中,被告也持这样的答辩观点。然而,本院认为此观点简单且片面,未能从史学研究的步骤和方法出发,未能深研史学研究的难点和价值亮点,未能实际体验史学研究的努力和艰辛之处,未能从独立研究、独立创作、个性化表达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认识到史料文献往往并非被简单直接的选取使用,其中融汇了研究者独立的思想、见解和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故而史料文献的使用本就具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一项史学研究在确立主题之后,即要研究者对史料文献进行独立地搜集、查找、阅读、摘取有用内容的工作。这是史学研究最为基础、且最耗费研究者时间和精力的一个研究步骤,要么是史料文献浩如烟海,查阅量巨大,要么是史料文献不多且分散难找,需要研究者费心搜集,加之某些史料文献有接触上的限制,以及语言的陈旧需要转译方易理解,故不同研究者因付出努力的程度和能力有别,导致所能搜集、查阅和选取到的基础史料素材的丰富程度和有价值程度存在相当的差异;随着史料收集和史实发现的逐步进展,研究者预设主题时不甚明确的观点和见解也处于不断完善、形成甚至是变化的过程中,又因不同研究者接触和注意到的史料、选取出的史实内容存在差异而逐渐走向不同的方向;最后,在撰写学术论著时,研究者会根据渐显形成的学术思想再次筛选拟引用的史料文献内容,按照论证自己学术观点和见解的需要安排史料文献内容的引用,这需要对史料文献进行选择、对其内容进行截选、删减、翻译,必要时还须对内容结构予以调整、重新组合排列,而后加入连接用语串联所引用的史料文献内容,或者解释、解读、总结史料文献内容方能实现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见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研究者因独立研究而显现出愈来愈明显的个性化特征,最终在学术论著中呈现出差异化的史料文献引用,以及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所以,有鉴于史学研究的规律,具有相当程度个性化特征的史料文献引用表述一方面可以满足独创性标准,另一方面创造出独特的学术价值,理应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当然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与自由表达之空间有限的自然科学事实描述不同,它没有固定的程式和语言、词汇的限制,只要是独立研究就能形成有个性化特征的描述,通常具备独创性。
虽然法律未对独创的程度设置门槛,但是为了不阻碍文化科学的发展,不限制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对于客观上公众均能接触使用的史料文献而言,对其引用须达到相当的独创性程度,方能授予著作权法上的消极排他权保护。具体来说,引用者若仅是原样使用某条史料文献内容,虽然选取本身有一定的个性成分,但其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色彩较淡,独创性程度显然太低,对其予以排他性保护会阻碍学术发展,造成对某一特定史料文献内容的不当垄断。故引用史料文献内容须在独立选取的基础上增加其他更能凸显个性化智力投入的元素,才能满足独创性认定,授予其排他性保护才能切实起到支持独立研究和独立创作的制度功能。例如,多条史料文献内容刻意地组合排列使用;多条史料文献内容组合使用并对内容进行节略;用现代语言转译史料文献内容;在史料文献内容中附加解读或评述;对史料文献原有内容打散重组并附加串联语句;归纳史料文献内容,进行史实重述等。更多的个性化表达元素附加或结合于史料文献内容的引用,对于研究思想内涵的提升力和支持效果比单独引用史料文献内容更为显著,也更能反映研究者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成果的价值。故,史学学术论著中引用史料文献内容所呈现之语言表述,其独创性外在显现的是形式表达标准,而内在含有实质价值标准,前者以个性化表达特征为依据,后者则承载着独立研究、独立创作的精神和学术价值,两者共同支持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正当性。
五、对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局部内容进行独创性评价。
第一例(内容详见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文献原文的表述顺序为,首先记录商讨起义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随后记录起义的具体安排。原告作品则按照起义的路线和带队将领的任务分工,对文献原文的内容进行归纳并予以重述。原告以另一种事实逻辑方法来呈现云南“重九起义”,其表述与原文有明显的不同,具有独创性;
第二例,文献原文对云南的存亡与中国存亡的关系发出了充满感情色彩的表述。原告作品则在原文以作者情感为导向的基础上,加入了总结和解读性的表述:“留日学生深刻意识到云南是中国的云南,并号召全国人民共同保卫云南。···云南强则中国强,云南弱则中国弱,云南亡则中国亡,两者关系极其密切”,“ 英国、德国、俄国、日本也将先后下箸”,而且对原文内容进行了重组,增加了串联词汇和语句。原告虽然完整使用了原文的内容和思想情感,但原告按照自己的理解,重组使用原文内容,并加入总结和解读性表述以及串联词句,从而与原文的表述有明显区别,具有独创性;
第三例,文献原文出自四篇独立的文章,登载于不同期的《云南》杂志上,分别表达了四位留日学生对云南的情感和保卫云南、振兴云南的决心。原告按照思想逻辑关系排列引用这四篇文章的节选内容,以云南的风物之美,资源之丰富为启,引出云南人与云南密切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并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和串联表述,在结尾处有这样的表述:“···认为自己是滇人中的一份子,是云南的主人,对云南的盛衰荣辱,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责任。”原告作品选取多篇独立文章的内容本身就具有显著的个性,加上观点性和串联表述,其在各自独立的原文基础上,发现各文中相关内容中存在的思想观点与逻辑上的联系,刻意排列组合后形成思想内容的层层推进,当然具有独创性;
第四例,文献原文仅有一句“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原告作品则在这一句话的基础上,发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具有独创性;
第五例,文献原文以文言表述,原告作品则将其转译为现代白话文,而转译并无定式可言,原告使用的词汇语句体现出自己的个性,故具有独创性;
第六例,文献原文出自两篇独立文章,原告作品引用时在引文1“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已进一步觉醒”,“各家插国旗,贴新联祝贺。新联内容有“立马华山,推翻帝制;挥戈燕地,重建共和”之“···觉醒”与“各家插国旗···”之间插入了引文2“而民众之澎湃,更为难得”,调整插入后又附加了观点性表述和串联表达,具有独创性;
第七例,原告作品借文献而引申出《滇话》报是为了改变文言难以理解和传播,而使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想的载体,这一观点性评价和介绍已经超出了原文的内容,体现出原告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其表述具有独创性;
第八例,原告独立观点的表达,具有独创性;
第九例,文献原文出自三篇独立的文章,原告作品摘取三篇文章中三位留日学生(唐继尧、周霞、陈显禹)抒发留学抱负所作诗句,排列在一起引用。原告为了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留日学生为民族国家的振兴而赴日留学的思想情操,在若干史料文献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三人所做三首诗句,体现出选择和编排的个性,具有独创性。
第十例,原告作品中对于留日学生就学的学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虽然原告作品中的这些内容系从他人著作中归纳、摘取而来,但从引文篇幅来看,原告归纳、摘取内容应当较原文有很大的缩减,加入了自己的串联表述,形成了区别于原文的内容表述,也能够显现其独创性。
本院认为,以上十例之表达均达到独创性形式上的表达标准,同时显现出原告对史料文献的查找、选取、编排、转译的独立研究和独立创作,产生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其满足实质性的价值标准,应当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六、对被告对应行为的评判。
第一类行为:
第一例,被告文章中亦是按照起义的路线和带队将领的分工表述云南“重九起义”的前的商谈内容,而且与原告的表述几乎完全相同;
第二例,被告著作中引用了与原告相同的文献内容,亦对重整使用原文内容,加入总结和解读性表述以及串联词汇和语句,其中亦有“在家乡与国家的关系上,留学生认为云南的存亡、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云南强则中国强,云南亡则中国亡。”“继之英国、德国、俄国、日本人等也将先后“下箸”这样的表述,而且对原文内容结构的拆解、重整亦非常相似;
第三例,被告著作中引用了相同的四篇文章的内容,除了“我最亲爱最宝贵之中国之云南”的安排位置与原告不同之外,其余内容安排均相同,同时结尾处亦有这样的观点性表述:作为云南的主人,滇人中的一分子,留学生认为对家乡的盛衰荣辱,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责任。
第四例,被告著作亦从引文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段关于留日学生认识到满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事实,沦为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号召中国人民起而反对、推翻卖国的清政府的革命主张,其表述与原告基本相似。此外,经查原告引文出处注释错误,而被告亦注释了相同的错误出处;
第五例,被告著作亦对引文进行了白话文转译,其表述基本与原告一致,其中有“中国一蹶不振,心中不免忧虑重重”之相同转译,而原文中并无“中国一蹶不振”之原话,而是“外国事事振作而中国反是”,对“中国反是”均作出了“中国一蹶不振”这一相同转译;
第六例,被告在引用两篇文献时,所引内容与原告相同,而且与原告一样的是,在引用时在引文1“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已进一步觉醒”,“各家插国旗,贴新联祝贺。新联内容有“立马华山,推翻帝制;挥戈燕地,重建共和”之“···觉醒”与“各家插国旗···”之间插入了引文2“而民众之澎湃,更为难得”,而且其他观点性和串联性表述亦十分雷同;
第七例,被告亦借引文而引申出《滇话》报是为了改变文言难以理解和传播,而使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想的载体这一观点,且表述与原告雷同;
第八例,被告之表述与原告及其相似,均产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事实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这样的具体的情感方面的观点;
第九例,被告亦引用了与原告相同的三篇文献中三位留日学生所做的相同的三句诗句,仅仅是顺序做了改变;
第十例,被告在介绍留日学术就读学校的时候,使用了原告归纳、整理文献的内容,构成了被告著作关于留日学术就读学校部分的主要内容,被告在注释中说明出自原告作品。
经比较,本院认为,被告作品中上述十处内容表述与原告作品中享有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构成相同或者实质相同,这并非正常的独立研究可能产生的现象。被告辩称是读了原告作品后,按照原告作品注释所指明的引文出处,查阅原文后,选用了与原告相同或者相似的引文。这一说辞首先违背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规律,史学研究是以历史资料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其方法是搜集、查阅与选定主题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在认真阅读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并根据研究者的研究导向和思想观点选择其中有益于支持其学术观点的内容在论文中引用。采取这样的方法必须进行独立研究,因为史料的查阅和选取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阶段,花费研究者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也考验研究者的学术能力,若按照前人相似主题的成果中引注的出处去查找史料,必然获得极大的节省和便利,与之相应的结果是,没有搜集到不同于前人的史料文献,在研究对象上没有新发现,学术研究的进步性和价值有限。另外,若是进一步所选取的史料亦与前人相同,鉴于史料内容的丰富性,其有助于研究者学术观点产生和支持的内容亦不再少数,不对相关内容进行认真阅读和甄别,直接选择前人使用过的史料文献内容,更加违背了独立研究的基本准则,没有学术创新性。因此,如被告所述,其研究方法不符合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在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例显示的内容安排和表述中没有体现独立研究和独立创作的痕迹。此外,被告的辩解也与案件显现的实际事实不符,其一,如果被告真是按照原告作品引注之指引认真查阅了相关史料文献,即便这些史料文献本身在相同主题的研究中必不可少(如《云南》杂志和《滇话》报),其也当发现其他可以引用的内容,或者在引用时与原告选取的篇幅有所不同,而这些符合独立研究规律的现象在上诉例子中均没有出现;其二,更有甚者,原告在第四例中出现的引注错误同样在被告作品中出现,这足以推翻被告“按图索骥”说辞的真实性,因为一旦被告实际查阅引文,就会发现引文内容并不存在,也就不会出现与原告相同的错误。
另外,第八例系原告非引用的独创性表述,被告使用实质相似的表述亦无任何合理理由;第十例则较为特殊,原告虽为归纳他人文献中的内容表述,但是可以认定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投入,形成可以得到保护的表述。而被告再次引用原告表述,但是从内容上看,虽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表述实质上是相同的,篇幅结构上也及其相似,因此与原告归纳被引用的他人文献内容不同,被告此时并没有投入实质性的、不同余原告的独创性劳动,而且此部分使用构成了被告的主要内容,从表述的实质相似及使用在被告作品此部分中的实质性作用(即内容篇幅和对观点的支持方面)来评判,被告如此引用已经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规律,即少量且非观点性使用,不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条件。
因此,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说辞和实际行为不符合史学研究的规律,没有遵从独立研究的准则,被告在上述十例中将原告独创性表达侵权内容使用在自己研究撰写的作品中,假借为自己的研究创作成果予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发行,此行为构成剽窃,应当为此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二类行为:
第一例,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的错误一致,将张儒澜和李贞白误写为张华澜和李贞伯,将总共68人误数为69人;
第二例,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中对引文的编排、省略一致,错误也一致;
第三例,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中对引文的转译一致;
第四例,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中对引文的省略一致;
第五例,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中对引文增添的连接词和转译一致;
第六例,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中对引文的省略一致;
第七例,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中对引文的省略与补充性表述一致。
上述七例亦反映出被告违背了独立研究的学术准则,径行照搬使用原告作品中的表述,尤以错误之处相同为甚。但本院认为,上述七例中,原告作品要么是对单一史料文献内容的选取、引用,要么是篇幅较少的转译,尚难以达到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标准,难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故这些行为只能由自律性的学术规范机制来评价处理。
七、被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最后,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其对原告创作私益造成的侵害,同时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期待和信赖利益亦遭受相应的损坏,虽然被告只存在十例抄袭原告独创性表达的情况,但因如被告所著这样一部混杂着侵权内容的作品,不可能消除侵权内容而得以存在,任其继续发行于世必将不断宣告错误的创作信息,于原告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均为不利。因此,本院认为,基于目前含有侵权内容的图书已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并且无法消除侵权内容而继续发行,故为维护原告的私益和公共利益,只能要求被告停止以销售的方式公开发行,或者赠送等方式不公开发行含有侵权内容的著作,对于已经进入销售渠道的图书,应给予被告一定必要的时间来召回。
由于侵权图书系学术类作品,印刷发行量不高,被告因此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数额应十分有限,故本院按照此实际情况加之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了必要费用(图书购买费用和聘请律师理应支出的费用),酌情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6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四)项和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丽云停止侵害原告周立英著作权的行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收回在销售渠道内的图书《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并不得再以销售或赠与等方式发行该图书;
二、被告王丽云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立英经济损失即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6000元;
三、驳回原告周立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之后,被告主动履行判决义务,下架含侵权内容的图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维权费用,一审判决生效。
[评析]
本案特殊的争议焦点以及案外的社会背景,促使承办法官对司法审判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知识产权审判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新的认识,并在本案审理和判决书写作中付诸实践。
一、审理之初,两种常见裁判思维带来的困绕。
本案首先查明的事实是:发生剽窃争议的学术论著是史学研究作品,此类作品会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而大多数史料文献都处于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到这里,下意识产生第一种思维:既然史料文献要么是可以自由使用公共信息,要么仍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但并非引用者创作,引文当然无独创性可言,原告无权主张著作权。这种思维发端于固守僵化的司法理念,它对是非、善恶的价值观念漠然以对,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现象的危害视而不见,对因此而扭曲的社会秩序回避三舍,对法律的理解和司法功能的认识固守成见。
进一步查明的事实是:被告创作与原告作品相同主题的论著时,并没有独立查阅、挑选史料文献,而是直接照搬了原告作品中有用的引文。到此,又引发第二种思维:照搬抄袭他人辛苦完成的研究成果非常可恶,理应受法律制裁,所以必须赋予原告研究成果以民事权利,以便判定被告侵权。这种思维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对善恶、是非的坚定,但另一面却是随意跨越立法和司法权之间的界限,扩张民事权利涵摄范围,会造成对法律形成体制和法律制度自洽性的破坏。与固守僵化相对,它是感性冒失。
二、建设法治国家,要求司法有担当的精神,而司法当但是一种新的理念。
当前我国新一轮法治国家建设的大幕已经拉开,法治须建立在两个理念基石之上:一是以社会共识的是非、善恶、诚信价值观为出发点;二是以法律形成程序的严格性,以及法律制度本身的统一性、稳定性和自洽性为落脚点。固守僵化和感性冒失的思维理念已经不合时宜,前者漠视了价值评判在法律适用和司法审判中的基础作用,因循守旧,缺乏修正社会秩序的勇气,其裁判结果不免违背公众的朴素道德认同,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后者受司法能动主义的影响,错误地将司法审判的角色定位为积极的法律制定者,僭越了立法权,随意地突破既有法律制度的规范体系,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和自洽性,虽然能够回应一时一事的是非感受,但贻害很大。
担当则以开创和谦抑精神辩证统一为理念内核,放到司法语境下,司法担当是为了落实和促进法治,它要求司法审判必须兼顾法治的两个理念,融汇于一。首先,法官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涉诉行为和社会现象有是否、善恶、诚实抑或不端的判断,审判结论应当符合共识的价值观。本案中,承办法官关注到近年来功利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蔓延,由此引发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对我国教育、文化、科研产生了很大的破坏,同时公众对于学术代表时代精英和良知的朴素信赖遭遇解构,所以敏锐地意识到本案审理的意义重大,学术圈和公众拭目以待,希望案件审判能够旗帜鲜明地倡导独立研究学术品格,制裁学术不端。其次,民事权利法定是成文法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确立民事权利的权力仅赋予立法机关,二是立法机关确立某项民事权利时同时划定了权利的涵摄范围,司法审判对于法律的解释应以此为限,即不能创设权利,也不能超范围解释权利。原告主张受到剽窃的是其论文中史料文献引用的表述,引文表述受著作权保护是前提,而付出智力劳动并产生学术价值并不足以使成果产生著作权,著作权须满足法定的独创性标准方能产生,这显现出司法的谦抑性。
法律思维的辩证性要求法官不能不加深思就作出感性的法律判断,其一是对法律本身的理解,其二是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承办法官修正了“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这一似乎普适的观念,厘清了著作权产生于作品,但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的特定细胞——独创性表达。史料文献的公共属性并不必然地导致特定的引用行为必定缺乏独创性投入,独创性标准中客观元素是作者个性化的表达及其比重,而考虑比重时则需要引入一个价值标准——是否产生独有的学术价值或是较沿用原文表达能衍生出更进步的学术价值。本案中,引入价值标准具有开创性,深度还原了著作权法促进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作品创作的制度功能,能够获得当事人、学术共同体和公众的价值认同。最终,承办法官根据史学研究的规律、劳动投入、学术价值、个性化表达元素,认定原告主张的十例史料文献引用表述满足著作权法独创性标准,受到因其论文作品而生的著作权的保护,被告照搬使用构成侵权。
三、审理中运用了特殊方法——“逻辑陷阱”。
庭审的常规目的是固定法律事实,但在特殊案情下,印证价值判断、影响审判走向和审判效果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已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里亚的庭审策略很有启发性,他常常设计一些“逻辑陷阱”,检验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放大不实之词的荒诞和矛盾,对于引领审理、形成心证和检测公众价值反映十分有效。本案中,承办法官预料学术圈内对照搬使用他人论著的行为肯定持批评态度,所以被告必定会辩解他是按照原告引文所注明的出处,查阅原文后作出相同的引用选择的,绝不会承认直接照搬使用。所以承办法官当庭询问了被告争议引文的来源,被告果然如上应答,承办法官顺势要求其肯定参照引用的是原文而非原告作品引文,当被告不假思索地肯定了这一“事实”之后,承办法官话锋一转,马上挑出一例原告引用原文出现错误的引文,指出被告亦出现相同错误,要求其解释,被告当庭语塞,引起旁听群众哄堂大笑。被告陷入无法回转的逻辑陷阱,“按图索骥”的辩解不攻自破,学术不端行为全面暴露,这对随后案件裁判以及判后效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四、精心写作判决书,完美实现审判效果。
作为一件有典型意义和社会影响力的案件,承办法官在写作判决书时做到了精心谋篇布局、反复斟酌、精益求精,加上前期回顾和整理裁判思路,判决书写作周期长达半年之久,期间几易其稿,最终完成了3万多字的判决,可以说是繁案精审、磨砺精品的范例。判决争议焦点的归纳突出了史料文献引用争议这一重点,说理开篇先谈合议庭对学术品格价值的见解,然后徐徐展开法律评述,虽然篇幅很大但是对情与理、价值与规范、事实与逻辑的论述层次分明、理义通明,文理结构新颖而严谨,体现了承办法官深厚的法律功底和较真的职业责任心。该案一审宣判后,被告服判且主动履行了法律责任,可见审理中采用的方法和严明的判决说理给予其无法质疑的说服力,促使其反省自我,勇于承担责任后果,实现了案内的最佳法律效果。此外,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推选本案例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参评2015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件,并最终入选,在案外实现了更高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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